当今西方世界自从特朗普选上美国总统,彷佛要对抗随之而起的某类风气,一系列权势人物的性侵案获得定罪,骚扰者受到惩处。各种女性议题,从办公室到娱乐圈,成了媒体的常态性话题。而在亚洲,日本几位显赫人士牵涉的性骚扰案件,则有了不同以往的发展。

在这样的氛围下,十月初,被数位女性指出受其性侵害的美国最高法院官Kavanaugh,却争议性地获得国会通过任命。此事引发许多女性上街抗议,连家庭主妇都动员其来,因为虽然事发年带久远而证据不足,但正如去年台湾一位文坛新秀受其老师性侵的争议,许多人知道,青少女受性侵后往往不敢告诉任何人。

另一方面,虽然美国政府预估该国至少有60%的性侵没有报案,而只有2%-8%的指控无法成立,但Kavanaugh事件却引发了一些人对于性侵争议更担忧证据不足与程序正义。《经济学人》于今年九月Kavanaugh身陷丑闻时做的民调便发现,担心“不实指控”更胜于担心“性侵没报案”的人口比例,与一年前相较,由大约13%升高至18%。而细分人群中,则以川普支持者的改变最大,由20%升高至38%。

在这一波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成见、男性与女性议题、各种人与暴力对抗的热潮中,人们很自然会想起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所著的经典、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第二性》。

西蒙·波娃相信,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因为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而是由整个人类文化所产生。这个文化可以改变,首要方式就得给女人与男人同样的机会,于社会中完成自我实现。

然而,自《第二性》出版至今,西方与亚洲社会几已废除各种限制女性发展的规定,众多统计数字却仍显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远远不及男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众说纷纭,其讨论有时自相矛盾、趋于晦涩,以致许多男性与一些女性只当“追求两性平等”为一句政治正确的话,却忽略了,现今两性尚未平等的现象对于不论男性与女性所有人代表的意义,也没有察觉到改变这现象的迫切。

她以她的才智与奇装异服出名,这使我对她非常感兴趣。…那时中国正被大饥荒蹂躏,人们告诉我,她听到消息时哭得很厉害。那些眼泪比她的哲学天赋更加重我对她的尊敬。有一天,我终于能够接近她。不记得谈话是怎么开始的,她用果断的声调说,当今唯一算数的事情是,使全人类都有饭吃的革命。我断然地反驳到,问题不在使人们开心,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到存在的意义。她怒视着我说,“你显然没有饿过肚子。”而我们的关系就到那儿为止。

西蒙·波娃所述的女学生,就是小她一岁,后来自巴黎高师毕业的西蒙·维尔(Simone Weil)。这另一位西蒙不若波娃知名,但她日后写就极具原创性的《伊利亚德,暴力之诗(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为文篇篇经典。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就算不同意维尔的历史观点,仍说:“只要维尔写的文章都值得一读。”

维尔十四岁的时候,曾经因为自己可能一辈子进入不了崇高的“真理之境”而认真想要去死。然后她觉悟到,只要真心渴望真理、努力不懈,任何人都有机会进入真理之境。带着这样的觉悟,使她虽然来自富裕家庭,却过着几乎苦修的简朴生活。维尔对人类带着极大的悲悯,其追求的“真理”总是围绕着消除世上苦难而转。为了明瞭受苦之人的处境,她曾离开教职,于电器工厂担任女工,两年后又到西班牙支援工运团体抵抗独裁者佛朗哥的军队,直到受伤被父母带回。

波娃日后对自己与维尔的相遇耿耿于怀,认为对方一定将自己当作“有点灵性的小资产阶级”,但这只显示出波娃混杂了在乎别人眼光与对维尔的敬意之幽微心理,而那样讲的维尔,却可能是因为听说中国发生饥荒,已经让自己去体会饿肚子的感觉了。她经历的真实经验,加以纯粹的心灵,使她的思想突破成见、穿透事物表象,散发巨大能量。维尔充满醒悟的篇章,虽然不易引起同仇敌忾 – 而这也是她至今没有广为人知的原因,却正是当今这关键时刻,能启发我们的思想。

有几项统计数字引人深思。当过去二十年,富裕国家的女性在学业上已有与男性一样甚至更好的表现 – 比如美国自十八年前开始女性上大学的人数就已持续超过男性;女性担任高管的比例,却远远不及男性。在一项2010年整理的统计就显示,美国五百大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执行长与13%的高管是女性。在中阶管理与偏独立运作的专业人士方面,女性则与男性不分上下。

男女酬劳的差异,在高管层级则更加明显。一项2017年对欧洲主要五个国家所做的统计发现,低阶员工男女酬劳差异不明显,但随位阶升高,差异迅速拉开。在严重的国家比如德国与西班牙,女性高阶主管的酬劳,比同位阶男性少了15%。要怎么解释,当女性的平均天资已被证明等同于男性,刚毕业时的就业机会也不逊于男性,进入职场后,却升迁困难,而好不容易升上去时,酬劳也较男性主管为少?

对于女性高管不成比例之少的现象,最常被提出的解释是,女性为了照顾小孩而离开职场。只要增加幼儿照顾机制,就能改善此情况。

然而,上述这种说法无法良好解释高管的酬劳差异,也不适用当今二十几岁至三十几岁的千禧世代。了解实情的人知道,很多时候照顾小孩只是藉口;女性离开职场的真正原因却是:工作没有成就感、被当作奴仆使唤、薪水不成长隐含的自己不受重视的现实。ICEDR于2016年在美国进行的调查,呼应了这样的认识。

另外有些人作出结论,说上述现象是整体企业对女性的成见与刻板印象造成,是一种歧视;或者如最近引用麦肯锡与数字,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所认为的,是办公室里的性骚扰/性侵害行为没受到制裁,使女性在同事间显得没权力,也导致女性不被尊重、升迁受阻。

上述两种解释虽然有其道理,但恐怕不完全反映当今现实,毕竟越来越多男性因为母亲是职业妇女,对女性的看法已更趋开放进步。另一方面,两种解释导向的相同解决方法,即硬性保留一定数量的高管职位给女性,则已引发竞争不公平的争议。

欲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就得更深刻地了解驱动此现象的原因,即便结论不符合政治正确。

在一个组织中要能被赋予重大责任,或在任何领域中要具备影响力,天生的聪明才智只是门槛。更重要的是:格局视野、领导统御、团结人心、整合与吸引内部和外部资源、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有智慧地冒险等等各种人格特长。领导组织,虽然不需身体性的武力,在某程度上仍像带兵打仗。

我在美商投资银行工作时,观察到一个现象。那些通过种种困难关卡、由大学录取进来的初阶分析员中,女性远远多过男性;并且就算公司为取得男女平衡而想增加录取男性,也因应征者明显的工作能力差异而失败。这些禀赋高、好胜心强、负责任的女性,当其职位升迁到一定程度,背负起重大的业绩责任时,却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孤立无援。她们在外部进行的人脉活动很少有实质效果,在内部调动资源则常受阻碍,以致交不出具体成绩而被迫离开公司,也间接导致公司少有女性高管的事实。在创投与私募基金,我也观察到类似情况,只不过业绩责任替换成了投资眼光与募资能力。

虽然女性常被认为较男性更有同理心、更擅长沟通,但非常可能的是:能够进行现代版带兵打仗的女性人数,远远不及男性,以致担任高阶管理的女性人数不成比例的少。如此,便也解释为什么在独立作业的专业人士方面,女性人数与男性不分轩轾了。

然而正如西蒙·波娃所说,女性的人格特长是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是女性在人格形塑过程中,所面临的处境造成的。一些别具风范的特殊女性便用各自方法演示,限制人格发展的处境可以被超越。这些处境,于《第二性》七十年前出版时很糟糕,但是到今天,除了更趋于平等的知识教育使女性不再怀疑自己的才智之外,仍然极大地阻碍着一个女性发展自主性与行动力。

其一、是女性自幼儿时期即展现的想要受人喜爱的倾向,带着这种倾向一旦感受到周遭不期待其采取主动,便会渐渐趋于被动,以博得喜爱。在《第二性》的众多描述当中,仍然有许多情况是当今女性经历的:

她学得何谓“漂亮”与“丑陋”,她得知为了取悦别人,必须像图画一样漂亮。她试着把自己弄得像一张图画,穿漂亮的衣服,在镜中端详自己,将自己与公主和仙女们相较…

母亲一方面对女儿过度亲密,另方面又对女儿敌视。…母亲们都努力劝诱,想获得新的追随者。…母亲把她看成自己的化身,把自己的矛盾,完全投射在女儿身上,当这“另一个我”肯定了独立个性时,母亲觉得自己被反叛了。…母亲常常无缘无故地给她巴掌:“教训教训妳。”她要表示她仍然比女儿优越。

从童年起,不论她是否有意拘留于“女性”之界限内,却都仰赖男人给她生命之满足与逃避之路途。…朋友们羡慕赞赏最受男人注意的女孩,在美国大学中,女性的社会地位是以约会的多寡衡量。

(一些)少女相信自己身体有魔力,能将男人套入轭木之下;相信自己命运中有魔力,使她不必做任何事,却能达成一切欲望。至于真实的世界,她试着忘掉它。

其二、则是女性从年纪很小到很大,笼罩在她生活中遭到性侵的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任何时候、四面八方。可能是来自认识或不认识的、是来自理该照顾自己的或来自陌生人、是夜晚走在路上时或乘坐计程车时、是在叙利亚内战村庄被军队入侵时或在美国富裕社区参加同学家的舞会时。

这种威胁,使许多女性在成长过程即被限制行动的自由。她不能与朋友到校园外探索世界、不能单独去冒险旅行、不能随意结交三教九流、不能太突出表现自己。这些威胁的阴影,存在于意识之中,也存在潜意识之中,甚至不用别人限制她,她也会限制自己。然而,所有与人相关的能力,都是在实践与试误中养成,是在观察各种情境、尝试、受挫、模仿、创新的交替中获得,是在见识不同文化与行为模式后突破成见而学到。无法在人格形塑过程中进行这种探索,使得女性缺失了对行动的把握,在往后,就更无法有效地独立自主了。

前述的第一项阻碍,一旦被女性清醒地意识到,她们便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克服。西蒙·波娃的回忆录里,就处处透露了需要被人喜欢的性格。当她不被人喜欢时,她会沮丧。然而这没有阻止她思索自己的内心与社会上的成规,也没有放弃要找到自己在“世上真正的地位”。而西蒙·维尔自从下决心要进入“真理之境”,早不在乎是否被人喜欢。正如波娃见到她时的样子,她不修边幅,对“巴黎时尚”全不关心;在中学教课时,也不在乎家长的升学期待,纯粹为了启发学生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教学。

女性在人格形塑过程中面临的第二项阻碍,却不是单独自己可以掌握并克服。性侵发生的容易程度,直接影响女性感受的威胁多巨大。在困难度上,与其说和女性所在社会对性侵行为的容忍程度有关,倒不如说和其社会选择了什么样的运作原则有关:这个社会是选择以暴力,还是以思虑长远的规则来运作。

当仗着体力优势的性侵发生时,那是以身体暴力侵害另一个人的自由与身体,并藉此奴役其心灵;当受性侵后报案,却被以搜证为由再一次骚扰,以致报案不成功时,那是以占有职位的权力暴力欺压应受保护之人;当亲近之人指责被害人不检点甚至遗弃她时,那是以思想暴力将别人物化;而如果侵害人位高权重,权力结构为了保护自身的稳定,一致模糊焦点,甚至孤立与羞辱被害人时,那是暗示出腐败气息的机构暴力在压制个人。

这些暴力,源自无节制的、滥用职权、物化他人的心理、机构腐化,会在性侵事件中出现,却也会在社会上其他方方面面,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出现。美国在Kavanaugh争议性地获国会通过任命,而性侵事件没有受到详尽地调查后,马上出现狂热份子,将炸弹邮寄给立场他不赞同的政治人物与企业家,正显示了一个益加诉诸暴力以解决问题的社会。

然而使用暴力之人,也会受制于暴力;在暴力之下,所有人不再是人,沦为物件。正如西蒙·维尔在《伊利亚德,暴力之诗》中所说,全篇连半神阿基里斯都不是英雄,因为:

伊利亚德中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主题、真正的中心是“暴力”。被人使用的暴力,奴役人的暴力,让人肉体消灭的暴力。

暴力对拥有它、或自以为拥有它的人毫无怜悯心,因为正如对它所有受害者一般,它先迷醉他,然后粉碎他。实情是,没有人真正拥有它。

想要在其他领域限缩暴力影响,却独独将暴力导向社会中之女性的做法,也不可行。受过度压抑之人终究会反击。反击可能出现在一般人的家庭生活中,而近年越来越多女性学习以色列防身术(Krav Maga),以改变自己的体力弱势,也是另一种新兴的反击现象。

然而,这么做只是增加女性自我保护能力,却丝毫未改变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有些人可能认为,人类的命运终究是在暴力中受苦。维尔在《伊利亚德,暴力之诗》中写道:

这正是当人们蒙蔽双眼时会发生的情形。强者不会永远都强,而弱者也不会永远都弱,虽然两者皆不这么想。两者皆拒绝相信双方其实属于同样的物种:弱者看不出自己与强者有何关联,反之亦然。

对使用暴力充满自我节制,才能使人类避免陷入暴力机制的运作漩涡中。然而,这需要超人的美德,而这就如同弱者的尊严一般少见。

也许在未来终有一天,人类可以完全不受制于暴力。在那天到来之前,不论我们所在社会有多大程度诉诸暴力,西蒙·维尔为追求真理,而无惧于去经验世界各个角落的一生,仍揭示了,一个女性可以超越处处受限的处境,把自己当成一个“人”,而不只是一个“女人”一样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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